编者按：

仅依靠体重指数（BMI）判断肥胖，可能遗漏脂肪分布异常和器官功能受损，也可能把健康风险不同的人归入同一类别。近期，北京医院郭立新/潘琦教授团队在Diabetes Research and Clinical Practice发表最新研究[1]，基于英国生物样本库498 353例受试者，对世界卫生组织（WHO）、欧洲肥胖研究学会（EASO）及《柳叶刀·糖尿病与内分泌学》委员会提出的三套肥胖标准进行直接比较。结果显示，EASO 或《柳叶刀》肥胖诊断标准显著提升肥胖确诊患病率，亚裔人群增幅尤为明显。EASO 或《柳叶刀》标准判定的超重并不会统一升高健康风险。因此，临床选用何种诊断框架，会直接影响风险分层结果，也为个体化治疗策略提供依据；诊疗不能仅关注体重，还需要兼顾身体成分。来自北京协和医学院的乔修琪博士为该文章的第一作者。

研究背景：BMI并非全部，新肥胖定义能否更准确识别高风险人群？

长期以来，BMI是成人超重和肥胖诊断的核心指标。WHO通常以BMI≥30 kg/m²定义肥胖，但BMI无法区分脂肪与瘦体重，也不能反映脂肪分布。同样的BMI可能对应完全不同的内脏脂肪、肌肉量及代谢风险；尤其在亚洲人群中，较低BMI也可能伴随较高体脂和腹型肥胖。仅以体重或BMI作判断，既可能漏诊真正高风险者，也可能把风险较低的人群过度医疗化。

为弥补BMI的局限，EASO于2024年提出以“脂肪过多相关慢性疾病”为导向的新框架：除BMI≥30 kg/m²外，BMI为25～30 kg/m²者若腰高比（WHtR）≥0.5并并且存在肥胖相关躯体、功能或者心理并发症，也可诊断为肥胖。2025 年 1 月，《柳叶刀·糖尿病与内分泌学》进一步提出另一套诊断框架，该框架诊断肥胖可结合直接体脂检测、BMI，以及腰围、腰臀比（WHR）、WHtR等体脂相关人体测量指标。关键的是：该《柳叶刀》框架将肥胖划分为临床前期肥胖与临床期肥胖。临床前期肥胖定义为体脂过剩，但尚未出现可识别的脏器功能损害；当出现明确脏器功能损伤、终末器官损害，可进展至临床期肥胖，继而引发危及生命的严重并发症。

EASO 与《柳叶刀》两套诊断标准均跳出单纯BMI的局限，但二者选用的人体测量指标、功能学、临床指标组合并不相同。目前尚缺少大型队列研究，头对头对比两套框架的临床价值以及与长期结局的关联。按照旧标准判定为正常体重或者超重的人群，在新框架下有可能被诊断肥胖。肥胖定义的拓展，会对患者、临床医生、卫生政策制定者产生重要影响。

研究设计：基于英国生物样本库，比较三套标准与四类长期结局

研究使用英国生物样本库数据。受试者于2006年3月至2010年10月入组，中位随访13.76年（IQR：13.06～14.44年）。研究依次排除关键人体测量数据缺失、当前妊娠或BMI＜18.5 kg/m²者，最终纳入498 353例受试者进行横断面分析。受试者中位年龄58岁（IQR：50～63岁），女性271 161例，占54.4%；欧洲血统人群占94.2%，亚洲人群占2.2%，其他族群占3.5%。

研究者分别依据WHO、EASO和《柳叶刀》标准识别正常体重、超重与肥胖人群，并在《柳叶刀》标准下进一步区分临床前肥胖和临床肥胖。研究同时比较不同标准下18类肥胖相关功能障碍，包括代谢异常、肌肉骨骼疾病、睡眠呼吸暂停、心力衰竭、肝病、泌尿和生殖功能障碍等，并按性别和族群进行分层分析。

纵向结局分析排除基线已有相应疾病及BMI＜18.5 kg/m²者后，共纳入495 732人。采用校正后的Cox比例风险模型，以正常体重组为参照，评估不同超重/肥胖亚型与新发2型糖尿病、心血管事件、终末期肾病（ESRD）及全因死亡的关联，并估算不同定义下符合减重药物或减重手术条件的人群比例。

研究结果：新标准扩大肥胖识别范围，临床肥胖对应最高长期风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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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同肥胖标准下人群特征与肥胖患病率差异

在498 353例受试者中，WHO标准识别出123 513例肥胖者，患病率为24.8%；EASO标准识别出147 637例，患病率为29.6%，较WHO增加4.8个百分点；《柳叶刀》标准识别出315 966例，患病率为63.4%，较WHO增加38.6%，其中临床前肥胖256 889例（51.5%），临床肥胖59 077例（11.9%）。几乎所有WHO定义的肥胖者也符合两套新标准，仅1235人（1.0%）在新标准下不再被归为肥胖。

WHO和EASO标准下男性肥胖率高于女性（分别为25.8%vs.23.9%、32.6%vs.27.1%），《柳叶刀》标准下则为女性高于男性（64.4%vs.62.2%）。亚洲人群在WHO和《柳叶刀》标准下的肥胖率最高，分别为32.9%和76.3%；但在EASO标准下为26.7%。

三套诊断标准均显示老年人肥胖患病率更高：《柳叶刀》标准为72.4%；EASO 标准为35.1%；WHO 标准为24.9%。与临床前肥胖者相比，临床肥胖者年龄更大（60.54±6.73岁vs.56.84±7.88岁）、男性和既往吸烟者比例更高，BMI、腰围、WHR、WHtR、收缩压和空腹血糖更高，估算肾小球滤过率更低，各类慢性疾病患病率也更高（均P＜0.001）。

符合药物治疗与减重手术指征人群比例

肥胖学会与美国FDA现行指南：肥胖药物治疗指征为 BMI≥30 kg/m²；或BMI≥27 kg/m² 且合并至少一项体重相关合并症（高血压、2 型糖尿病、血脂异常、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、心血管病等）。 减重手术指征：BMI≥40 kg/m²；或 BMI≥35 kg/m² 且合并至少一项上述合并症。

WHO 标准：肥胖人群 122 312例（99.0%）满足药物治疗指征；15 676例（12.7%）符合减重手术指征。超重人群中 14 541例（6.9%）满足药物治疗指征。EASO标准：肥胖人群 135 351例（91.7%）符合药物治疗；15 676例（10.6%）符合减重手术；仅 1 502例（0.8%）超重人群满足药物治疗指征。《柳叶刀》标准：肥胖人群中仅 135 344例（42.8%）符合药物治疗；15 676例（5.0%）符合减重手术；超重人群 1 509例（2.8%）达到药物治疗指征。

不同标准定义的肥胖人群中，相关功能障碍的差异

在总体人群中，高血压、代谢功能障碍和肌肉骨骼疾病是最常见的肥胖相关功能障碍，这一排序在三套肥胖定义下基本一致。不同标准识别出的器官功能障碍谱并不相同：EASO标准下肥胖人群的器官功能障碍负担最高，《柳叶刀》标准下最低。按性别分层后，女性的高血压和代谢功能障碍比例高于男性；按族群分层后，亚洲人群的高血压和代谢功能障碍比例高于欧洲及其他族群，而欧洲人群的肌肉骨骼功能障碍比例最高。研究还发现，亚洲人群的临床肥胖比例高于欧洲及其他族群（图1）。

图1.经年龄校正后，三套肥胖定义对应的脏器功能损伤谱雷达图

不同标准定义的超重和肥胖人群的长期健康结局

排除基线已有相应疾病后，共有495 732人进入纵向分析。三套标准所定义的超重均与2型糖尿病和心血管事件风险升高相关。经协变量校正后，EASO定义的超重与ESRD风险降低（HR=0.79，95%CI：0.68～0.93）及全因死亡风险降低（HR=0.88，95%CI：0.86～0.90）相关；《柳叶刀》定义的超重与全因死亡风险降低相关（HR=0.88，95%CI：0.85～0.91），而WHO定义的超重未显示对任何结局的保护作用（图2）。

与正常体重人群相比，《柳叶刀》标准定义的临床肥胖人群发生不良健康结局的风险最高：2型糖尿病风险为12.33倍（HR=12.33，95%CI：11.74～12.96），心血管事件风险为4.02倍（HR=4.02，95%CI：3.89～4.16），终末期肾病风险为7.13倍（HR=7.13，95%CI：6.11～8.33），全因死亡风险为3.07倍（HR=3.07，95%CI：2.99～3.15）。上述风险均高于EASO和WHO标准定义的肥胖人群；临床前肥胖同样与不良健康结局风险升高相关（P＜0.05）。

图2.不同肥胖标准下纵向结局累积发病曲线（A：2 型糖尿病；B：心血管事件；C：终末期肾病；D：全因死亡率。）

研究讨论：从“减重”转向“减脂、保肌与器官功能风险管理”

本研究结果表明，与单纯依赖BMI的WHO标准相比，两套新框架通过纳入腰围、体脂分布及肥胖相关脏器损害等指标，明显扩大了肥胖识别人群，并将部分原本属于正常体重或超重的人群重新归类为肥胖。其中，《柳叶刀》标准定义的临床期肥胖人群发生糖尿病、心血管事件、终末期肾病及死亡等不良结局的风险最高，提示肥胖评估应从单纯关注“体重多少”，进一步转向“脂肪分布在哪里、是否已经造成健康损害”。

值得关注的是，新标准下的“超重”并非均意味着更差的健康结局，部分超重亚型甚至表现出一定的保护性关联，但仍需警惕反向因果、残余混杂及“肥胖悖论”等影响。这进一步说明，BMI无法区分瘦体重与脂肪，也难以反映内脏脂肪与臀腿部脂肪带来的不同风险，仅依靠BMI划分超重和肥胖用于临床决策并不精准。与此同时，三套标准虽然识别出的肥胖人群规模差异明显，但对重症患者的识别较为一致；部分“超重”人群同样达到药物治疗指征，说明治疗决策不应仅由BMI决定，而应结合实际健康风险进行分层。

此外，亚裔人群表现出更突出的肥胖及代谢风险，而不同新标准对亚裔肥胖的识别结果并不完全一致，提示现有诊断框架在不同种族中的适用性仍需进一步验证。总体来看，肥胖诊疗正在从“以BMI为中心”转向更加综合的风险评估模式。未来不仅要关注减重和降低BMI，更应重视减少有害脂肪、保护瘦体重以及改善心血管和代谢风险，并根据体脂分布、合并症及种族特征制定更加个体化的干预策略。

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：肥胖状态仅在基线评估，无法反映动态变化；EASO分类指标与部分研究结局存在重叠，可能带来一定偏倚。此外，英国生物样本库以欧洲血统人群为主，结果外推需谨慎；结局依赖ICD-10编码，也可能存在漏诊及残余混杂。

新型肥胖诊断标准突破了单一BMI的局限，通过综合体脂分布、身体成分及相关健康损害，更全面地识别肥胖及其健康风险，尤其提示亚裔人群可能面临更高的临床期肥胖和代谢风险。未来肥胖管理应从单纯关注“减重、降BMI”，转向关注脂肪减少、肌肉保护及整体健康获益。同时，不同标准下“超重”人群的预后并不一致，提示肥胖诊断标准的选择不仅影响风险评估，也将直接影响后续治疗决策。更加精准、个体化的肥胖诊断与风险分层，或将成为肥胖管理的重要方向。

参考文献：Qiao X, Yu D, Guo L, Pan Q. The impact of new obesity definitions on prevalence and health outcomes. Diabetes Research and Clinical Practice. 2026;240:113522. doi:10.1016/j.diabres.2026.113522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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